亚历山大·杜金：谁掌握了速度，谁就掌控了权力

当今世界，速度在各个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在特别军事行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速度是现代战争中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战争的局势基本上取决于速度：获取情报的速度、通知发射单位指挥官的速度、指挥官做出火力打击决定的速度，改变上一个发射火力点位置的速度。无人驾驶飞机和无人机、卫星通信、敌人坐标的传输时间、作战单位的流动性以及向执行者传达命令的速度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显然，我们在准备特别军事行动的过程中低估了速度的作用，我们现在必须要在关键时刻追赶上来。
同样，我们也低估了我们在数字技术、芯片和精密制造方面对西方的依赖。我们准备与北约进行正面对抗的同时，却依靠着北约国家或那些依赖西方的国家所开发和生产的技术元素，这不是明智的行为。
然而，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对西方的依赖，而是速度问题。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研究了速度对现代技术文明的重要意义，他提出了一个特殊的术语“Dromocracy”（竞速统治），来源于希腊语的dromos（速度）和kratos（势力，权力）。保罗·维利里奥的理论基于这样的观点：在新的文明世界里，赢家不是更强大、更聪明或装备更好的一方，而是速度更快的一方。速度决定一切。因此，各方想尽办法提高处理器的速度，相应地，提高所有数字操作的效率。这是当今大多数技术创新思维的重点，所有竞争的本质在于竞速。
现代世界是一个为速度而斗争的世界。谁的速度更快，谁就能赢得最终的奖品——权力，在各方面、各维度的权力——政治、军事、技术、经济、文化。
在“竞速统治”的结构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信息。信息传输的速度是权力的具体表现。这既适用于世界证券交易所的运作，也适用于军事行动。谁能更快地做好某件事情，谁就能战胜那些犹豫不决的人，获得绝对权力。
此外，作为一种有意识选择的策略，即试图主宰时间本身，“竞速统治”也会产生各种神奇的效应。“未来”的因素在这其中发挥着作用，所以在期货交易、对冲基金等其他类似性质的金融机制中，主要是与尚未存在的东西进行交易。
媒体领域中“竞速统治”的理念是率先报道一个尚未发生但很可能即将发生的事件。这不单单是假新闻，还是概率层面的研究，是一些概率论方法的应用。如果我们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当作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能赢得时间，即获得权力。另一方面，这件事也有可能不会发生。是的，这是有可能的，但有时预期的事情没有发生并不重要。反之，被预测且证实过的事件，预先把它当作事实，会带来巨大的好处。
这就是“竞速统治”的本质：时间的力量是很复杂的，谁能制服它，谁就能获得世界的全部权力。在超速发展的时代中，现实本身被扭曲了，非经典物理学的规律开始起作用——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甚至在量子物理学中都已经预见到，终极速度改变物理学规律。维利里奥认为，如今全球正在速度方面上演着权力之争。
类似的理论还体现在应用性更强、哲学性更弱的网络中心战中。我们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中面临的恰恰是这种网络中心战争。这种战争的主要特点是在各个作战单位和指挥中心之间迅速传递信息。为此，士兵们和不同的作战单位都装备多个摄像头和不同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将所有信息汇集于一处，直升机、无人机和卫星得到的数据也会传输到这里，与战斗单位和射击单位直接形成一体化网络。这种全面的网络一体化为战争提供最重要的竞争优势——速度优势。因此，敌方才这样制定海马斯（HIMARS）火箭炮的运作机制以及移动小组、侦察破坏小组的战术，为了提速他们还使用了“星链”（Starlink）卫星通信。
网络中心战理论认为，决策的速度往往要以牺牲决策本身的质量为代价，常常会出现很多失算的情况。但是，如果行动速度够快，即使犯了错误，也总有时间来纠正。这里采用的是黑客或DoS攻击的原理——主要捣毁敌人的整个部队阵地，寻找他们的弱点。这么做可能会招致巨大损失，但如果成功的话，成效是相当显著的。
此外，公开信息渠道也是网络中心战中的一部分——首先是通过社交媒体。社交媒体除了实时对敌对行动进行跟踪报道之外（当然，只报道对他们有益的，而对他们不利的信息，会被隐瞒起来或被歪曲得面目全非），还会运用未来事件的概率性做文章。这里又是“竞速统治”的原则。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假新闻，不过是在探测和人为地加速推进、激发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很多假新闻看似没什么作用，就好比尝试突破计算机的防御系统，往往也是徒劳的，但偶尔也会达到目的，然后系统就可能被入侵了。
政治领域的“竞速统治”可以不用严格遵守意识形态规则。例如，在西方，委婉地说不鼓励公开助长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但在乌克兰和其他一些旨在维护西方地缘政治利益的社会中却是例外的。反俄的纳粹主义和恐俄症在这些地方蓬勃发展，但西方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巧妙地回避了这一点。问题在于，要在一片生活着两个民族的领土上迅速建立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国家，不可能不滋生民族主义。为了尽快建立这个国家，需要采取极端措施，包括毫不掩饰地利用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这又是一个“竞速统治”的问题，需要迅速创建一个模拟的国家。为此，激进的意识形态、任何关于自身的特殊形象和神话，甚至是最荒谬的特征，都会被用来实现快速建立国家的目的（在他们对信息有完全控制权的情况下，西方社会对这些没有任何察觉）。
下一步，迅速地宣传这些与西方自由民主毫无关系的思想。按照规律，接着会发生一场战争，侵略者被描绘成受害者，救世主被描绘成刽子手。在这过程中最主要的是控制信息。如果一切都按照全球主义者的计划进行，那么很快就会得到一个解决方案。随后，新纳粹体系本身也会被迅速清理掉。
在南斯拉夫解体期间，我们在克罗地亚看到了几乎一样的情况。首先，西方帮助克罗地亚的纳粹分子“新乌斯塔沙”，并将他们武装，以对抗塞尔维亚人，然后西方自己再把他们清理掉，不留任何痕迹。最重要的是，必须非常非常迅速地完成所有事情。新纳粹主义迅速出现，迅速发挥作用，然后迅速地消失，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泽连斯基的秘方正在于此。喜剧演员作为头目被选中并非偶然，他的心理状态不稳定，容易迅速发生变化，对于液态社会而言他是一位完美的政治家。前一刻他还说着和做着这件事，下一刻就开始做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而且，没有人记得一秒钟前发生的事情，因为信息流的速度在不断提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明白什么呢？一旦我们开始迅速、果断、自发地采取行动（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就会迎来巨大的成功，几乎一半的乌克兰领土都被我们控制。
一旦我们开始放慢行动速度，主动权就开始转移到敌人手中。这时才发现，我们没有去适当地考虑现代战争以网络为中心的性质和“竞速统治”的规则。一旦我们采取被动姿态，转为防守和防御，我们就把速度优势让给了敌方。是的，乌克兰的胜利大多是虚拟的，但在一个狗尾续貂的世界里，几乎所有东西都是虚拟的（包括金融、服务、信息等）——还远不止这些。还有关于两名俄罗斯伞兵在华盛顿废墟上抱怨的轶事：“我们输掉了信息战。”很可笑，但一语双关。毕竟这也是虚拟的东西，是泛巴比伦主义式地编写未来的一种尝试。
然而，在现实中，并非一切都那么顺利。在这里，要么必须推翻所有的“竞速统治”规则、虚拟性、整个以网络为中心的后现代性，也就是现代西方的整个发展进程（但这怎么可能瞬间做到呢？）；要么接受，即使是部分地接受敌人的规则，也就是提升我们的速度。问题在于，我们俄罗斯人是否能够加入“竞速统治”，并学会打赢网络中心战争（包括信息战），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我们的胜利直接取决于此。
为此，我们首先必须以俄罗斯式的、爱国的方式理解时间的本质。我们对这一切的理解是多么缓慢、滞后，在实施行动时更是拖沓，这甚至推翻了俄罗斯的一句谚语“俄罗斯人需要很长的时间套车（注：把车套套在拉车牲口的身上，即需要很长时间做准备工作），但他们驾车的速度很快”。现在是非常时期，如果我们不走得非常快，情况可能变得十分危险。
我们行动得越快，就能纠正得更快。我指的已经不是关于我们战士的制服装备数字化、加快指挥过程、引入有效的信息安全措施，而是我们一定要配有能够匹敌的精良装备。
再强调一下：军服是被动员者最基本的必需品，如果对此实行投机倒把的“军事贸易”都没有促使当局立即对其采取严惩措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某些当权者好像认为我们还在“套马车”，其实我们已经在全速赶路。我们亟需认识到一点，否则，可能会在错误的方向上急速前进。
“竞速政治”不是玩笑，目的也不在于要超越西方，而是要让西方卷入其极度狂妄的漩涡之中，但为此我们要以闪电般的速度采取行动，而且必须理智。俄罗斯不再有权利，也不再有时间沉睡和昏睡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杜金，译/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 夏青】
“竞速政治”之下，俄罗斯不再有权利和时间昏睡-亚历山大·杜金-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