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褐联盟的调查:第三位置、俄罗斯、乌克兰、叙利亚和西方左翼-⑦

红褐在俄罗斯
俄罗斯民族布尔什维克

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
俄国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起源不同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其根源在于1917年俄国革命后的俄国内战和随后布尔什维克党的反革命夺权，当时列宁为了稳定新成立的苏联，对俄国民族主义者做出了让步，许多沙皇白军运动成员和原法西斯(proto-fascist)黑色百人团的叛逃者转而加入布尔什维克。
[注：当时许多著名的革命家都谴责布尔什维克的反革命行为和专制主义，爱玛-戈德曼对俄国的形势感到失望，谴责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奥托-吕勒说，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是从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开始的，参加过俄国革命和乌克兰革命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沃林(Voline)把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说成是红色法西斯]。
在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前白军运动支持者中，有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Nikolai Ustrialov)，他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重建俄国为大国的途径，他呼吁结束俄国内战，呼吁俄国民族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乌斯特里亚洛夫和布拉格的俄国移民发表了名为《路标转换》(Smena Vekh)的刊物，而在乌斯特里亚洛夫读了尼基施的文章后，采用了 "民族布尔什维克 "的名称。苏联政府后来对《路标转换》进行了补贴，《路标转换》在苏联很有影响力，虽然乌斯特里亚洛夫最初曾称赞斯大林，但后来在大清洗过程中被处死，不少Smenavekhite成为苏联建制内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在德国斯巴达克起义失败和斯大林在苏联列宁逝世后的权力斗争中取得胜利后，由于苏联在1925年采取了 "一国社会主义 "政策，苏联的民族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混合体发展成为某种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采取这一政策的部分动机也是为了向德国保证苏联的首要任务是维持《拉巴洛条约》而不是输出革命。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红褐合作的另一个时期是在西方列强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失败后，希特勒违反慕尼黑协定（苏联已被排除在该协定之外），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导致斯大林公开与英法谈判可能结盟对抗希特勒，同时也与德国秘密谈判。令西方列强和全世界共产党人震惊的是，同年8月，《德苏贷款协定》和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随后，约五百名此前在苏联寻求流亡的德国共产党人被斯大林遣送回德国。这些条约的同时，还签订了将东欧划分为苏联和纳粹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次月，纳粹和苏联入侵波兰，苏联和纳粹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利沃夫举行联合阅兵。在这之后，苏联和德国又举行了进一步的会谈，达成了另一个条约，纳粹将立陶宛割让给苏联，以换取斯大林承认希特勒对华沙和卢布林的占领，其中包括有关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人口转移以及分享情报以镇压波兰抵抗占领的协议。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更多的是关于扩大纳粹和苏联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合作，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公开宣称这将是 "东欧和平的坚实基础"。
[注：当让-弗朗索瓦-蒂里亚尔在80年代退休后，他赞扬《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宣布该条约使苏联成为纳粹德国的地缘政治继承者。]
当英法为反击入侵波兰而对德国宣战时，共产国际反而中止了一切反法西斯活动，迫使共产党谴责战争是帝国主义，反对战争贷款，导致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崩溃。1940年，苏联和纳粹德国又签订了一项经济协议，苏联向纳粹出售原材料，纳粹将向苏联提供战争装备，帮助德国规避英国的制裁，还有谈判未果的关于苏联加入轴心国的可能性。直到1941年希特勒违反《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入侵苏联，促使苏联站在盟国一边参战，期间斯大林用打 "伟大的卫国战争 "的民族主义言论动员红军，协议才告终。
在随后的整个冷战期间，苏联共产党一直延续着这一民族主义政策，它既利用俄罗斯民族主义，又利用马列主义进行动员，苏联建制中的民族主义派别容忍和支持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特别是通过共青团和红军。
后-苏联法西斯主义
随着苏联和整个东方集团的灾难性崩溃，出现了许多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并利用鲍里斯-叶利钦在美国制造的灾难性 "休克疗法 "的大规模私有化所造成的贫困增加、生活水平下降和腐败，来加强他们的地位。作为对叶利钦的反击的一部分，前“帕姆亚特”(Pamyat，一个反犹主义组织，将俄罗斯革命和俄罗斯的所有弊端归咎于 "犹太复国主义共济会的阴谋")成员和新纳粹组织"俄罗斯民族团结"(Russian National Unity)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亚历山大-巴尔卡绍夫(Alexander Barkashov)与前KGB官员亚历山大-斯特吉洛夫(Aleksandr Stergilov,他本人就是一个公开的反犹主义者)结盟。以组建俄罗斯国民议会(Russian National Assembly—RONS)，希望通过宪法手段罢免叶利钦，主张统一前苏联所有斯拉夫人，其中许多成员是现役情报人员，斯特吉洛夫解释说，安全机关 "总是由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组成"。
这个反对叶利钦的统一过程最终形成了 "救国阵线"。"救国阵线 "是叶利钦最强硬的反对者组成的联盟，由法西斯主义者、俄国极端民族主义者、沙皇君主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组成，它是因不满俄国从一个世界大国沦落为一个饱受不稳定和危机困扰的弱国而凝聚起来的，它与一个名为 "俄国统一 "的议会集团关系密切。“救国阵线”的联合主席是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Aleksandr Prokhanov)，他同时也是"救国阵线"的喉舌《Dyen》的主编。《Dyen》刊登了《锡安长老会纪要》节选等最卑鄙的反犹主义，并表示支持西方新纳粹。参与 "救国阵线 "的还有亚历山大-杜金，他曾在《Dyen》上发表文章并帮助编辑，还有爱德华-利莫诺夫，他曾是俄罗斯流亡者，在美国参加过朋克和左派圈子，在巴黎认识了阿兰-德-伯努瓦，并参加了南斯拉夫战争，站在拉多万-卡拉季奇一边，后来回到俄罗斯，加入了反对叶利钦的红褐军。利莫诺夫意识到，由于苏联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留问题，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在俄国没有办法成功，因此他决定尝试通过隐蔽的方式将法西斯主义引入俄国，他和杜金则组成了 "民族布尔什维克阵线"(National Bolshevik Front），该阵线本身就是 "救国阵线 "的一部分，在俄国反主流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救国阵线”的另一位重要成员是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他曾在1991年与阿兰-德-伯努瓦和让-弗朗索瓦-蒂里亚特访问俄罗斯时参加过讨论，后来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KPRF)，尽管名字叫 "俄罗斯共产党"，但它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反动组织，反对 "世界主义"。声称 "犹太复国主义者 "正在密谋接管世界，2005年与法西斯党 "祖国 "(Rodina)一起呼吁取缔俄罗斯境内的犹太组织，其成员阿尔贝特-马卡绍夫(Albert Makashov)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强烈的反犹主义者(这种红褐的趋势在许多曾经属于前苏联集团的国家的斯大林主义政党中非常普遍)。
[注：当奥托-恩斯特-雷莫在1980年代回到德国时，他的一个追随者是贝拉-埃瓦尔德-阿尔坦斯(Bela Ewald Althans)，他曾是新纳粹分子迈克尔-库恩(Michael Kühnen)的合作者，在1983年德国政府取缔"民族社会主义者行动阵线"(Action Front of National Socialists)之前，他是该阵线的领导人。十几岁的法西斯分子阿尔坦斯被高中开除，被父母抛弃后，成为雷莫的追随者，雷默将他介绍给法西斯地下组织的重要成员，并成为雷莫“自由运动”(Freedom Movement)的领袖，其目的是签署第二份《拉巴洛协议》。
1988年，阿尔坦斯前往美国，并与前三K党龙头“汤姆-梅茨格”(Tom Metzger)呆在一起，1992年和1993年，他在大屠杀否认者、希特勒辩护士"恩斯特-曾德尔"(Ernest Zundel)的赞助下，以 "实况调查团 "的名义访问了俄罗斯，在那里，他见到了亚历山大-巴尔卡绍夫，他与利莫诺夫不同，支持与德国结盟。曾德尔热情地宣称，俄罗斯将成为未来新纳粹运动的中心，并在1994年与阿尔坦斯再次访问俄罗斯，前者在莫斯科购买了一本金色压印版的《我的奋斗》，并会见了巴尔卡绍夫的“俄罗斯民族团结”和斯特吉洛夫等叶利钦的反对者，与他在一起的曾德尔声称 "以一种新的种族主义形式谈论泛斯拉夫主义"，导致曾德尔宣称俄罗斯人是 "东部边境的种族卫士"，据他说，他们 "保护欧洲不受穆斯林和中国人的伤害"。但同年12月，阿尔坦斯因传播否认大屠杀的录像带而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1995年，他在法庭上声称自己不再是新纳粹分子，但又被加刑3年半。出狱后，阿尔桑斯与任何极右活动脱离关系，从公共生活中消失。]
1993年叶利钦决定解散俄罗斯议会后，“救国阵线”试图组建影子政府，并在随后的危机中从叶利钦手中夺取权力，结果叶利钦在俄罗斯白宫前与包括“救国阵线”和亚历山大-巴尔卡绍夫的新纳粹分子在内的红褐联盟展开对决，并在叶利钦派坦克冲进俄罗斯白宫后，大量红褐的反对者被打死或打伤，许多反对派领导人被投入监狱，《Dyen》与许多反对派报纸一起被取缔，在西方的欢呼声中，叶利钦通过宪法改革大幅增加总统的权力，巩固了他日益独裁的权力，然后下令举行新的选举。然而，这些选举的获胜者包括在国家杜马中赢得32个席位的KPRF，以及名不副实的极右翼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Russia，日里诺夫斯基在当时与爱德华-利莫诺夫关系密切，利莫诺夫曾在1992年带他到巴黎参观，他把日里诺夫斯基介绍给了让-玛丽-勒庞，勒庞随后支持日里诺夫斯基竞选总统），由于反叶利钦的抗议投票，日里诺夫斯基赢得了59个席位。1994年2月，这个由叶利钦的反对者主导的杜马对叶利钦被囚禁的敌人给予大赦，《Dyen》以《Zavtra》的名义重新出现，巴尔卡绍夫在莫斯科自由活动，利莫诺夫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利莫卡》(Limonka)。
面对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的恶化，叶利钦的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倾向日益严重，90年代中期开始针对俄罗斯的少数民族，1994年入侵车臣。此时"救国阵线"开始分化，"救国阵线"的著名成员批评战争，而日里诺夫斯基、利莫诺夫和巴尔卡绍夫反而支持叶利钦的政策和在车臣发动的血腥屠杀，利莫诺夫离开了"救国阵线"，并抨击其反对战争的成员是 "温和派"。大约在这个时候，利莫诺夫与日里诺夫斯基决裂，日里诺夫斯基在1998年又对叶利钦投去了支持。利莫诺夫批评了巴尔卡绍夫的公开纳粹主义，并称其适得其反，因为对纳粹暴行的记忆和二战期间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大量丧失生命的遗留问题，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俄罗斯遭到拒绝，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在俄罗斯的唯一途径是以更谨慎的形式引入。1995年，巴尔卡绍夫为了与纳粹标签保持距离，重新塑造了一个 "严肃的政治家"的形象，此后，利莫诺夫的"民族布尔什维克阵线"继续与巴尔卡绍夫的"俄罗斯民族团结"合作，到1998年，已经扩展到俄罗斯89个地区中的64个地区，开办军营向青年灌输法西斯主义思想，而地方和地区当局则对巴尔卡绍夫宽容有加，甚至与之合作，当时俄罗斯的情况被马丁-A．李(Martin A. Lee)比作魏玛共和国的情况--这种情况帮助了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崛起，普京是前KGB官员，后来变成了右翼独裁者，他对车臣战争的血腥和残暴处理提升了他的人气，被叶利钦任命为代理总统。大约在那个时候，“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经历了一次分裂，1998年春天，利莫诺夫与他的同事亚历山大-杜金分道扬镳。利莫诺夫后来与自由派加里-卡斯帕罗夫的“联合公民阵线”(United Civil Front)结盟，并在2000年加入了普京的反对派。民族布尔什维克党是被称为 "异议者游行 "(Dissenters’ March)的反普京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利莫诺夫后来与卡斯帕罗夫一起成为 "另一个俄罗斯"(The Other Russia)反对派联盟的领导人之一。
亚历山大-杜金
亚历山大-杜金
亚历山大-杜金1962年出生于苏联，1979年进入莫斯科航空学院，后因与法西斯神秘主义者叶夫根尼-戈洛温(Yevgeny Golovin)领导的秘传主义"戈洛温圈子"(Golovin Circle )有联系而被该学院开除，他曾为该圈子翻译朱利乌斯-埃沃拉的作品。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民主化之后，杜金加入了“帕姆亚特”，并于1988年成为其中央委员会成员，1989年，巴尔卡绍夫将他视为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以试图将新思想引入该组织为由将杜金开除出该组织，之后他前往西欧，在那里他遇到了阿兰-德-伯努瓦和让-弗朗索瓦-蒂里亚特，他们强烈地影响了他的反美主义和对俄罗斯传统主义的支持。杜金与欧洲新右派的这种接近性解释了为什么他后来建立的“民族布尔什维克阵线”的思想更接近尼基施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不是Smenavekhites的。
随后，杜金回到俄罗斯，创办了《Arktogaia》，该杂志发表材料，表示支持在俄罗斯进行保守的社会革命，从而建立一个传统主义、专制主义和精神的社会。大约在这个时候，杜金向利莫诺夫提议（在那十年的后期，他还经常在马特-泰比(Matt Taibbi)和马克-阿姆斯(Mark Ames)的《流亡者》(The eXile)上发表文章）成立“民族布尔什维克阵线”，该阵线在1993年实现了。“民族布尔什维克阵线”的目的是在红褐联盟与叶利钦斗争的时候，利用“民族布尔什维克”对俄罗斯历史的重新解释，调和其君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时期，帮助组建反自由主义联盟。而《Dyen》本身也在这一时期与《Arktogaia》有联系（根纳季-久加诺夫宣称俄罗斯人是 "地球上最后一个有能力向世界新秩序--全球世界主义者独裁发起挑战的力量"，这就是他受杜金影响的明显证据）。也是在那个时候，杜金开始出版自己的刊物《Elementy》，主要目的是宣传一种 "革命民族主义 "思想，以激进化红褐联盟，调和其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部分，该刊物赞扬了保守革命的人物和纳粹政权的成员，并出版了《朱利乌斯-埃沃拉》的第一个俄文译本。他在1997年写的一篇题为《法西斯主义--红色的与无边界的》(Fascism – Red and Borderless)的文章就体现了这种激进化红褐联盟的企图，他试图通过唤起德国法西斯主义的 "左翼"，将俄罗斯与欧洲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德国法西斯主义支持与苏联结盟，并被希特勒消灭，并试图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归咎于西方而不是法西斯主义。
1997年，杜金作为总参谋部学院的讲师，在1996年至2001年担任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司司长的俄罗斯上校、前苏联军官列昂尼德-伊瓦绍夫(Leonid Ivashov)的帮助下，撰写了《地缘政治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Geopolitics)。《地缘政治的基础》会成为俄罗斯自己的地缘政治学派的基础，在地缘政治学在苏联时期被认为是法西斯学科之后，对确立俄罗斯对地缘政治学的接受程度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杜金在1998年因对“民族布尔什维克党”不满而离开了该党，并设法增加自己的人脉，撰写了KPRF的纲领，并成为KPRF成员、俄罗斯国家杜马议长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Gennady Seleznyov)的顾问(这对帮助杜金从俄罗斯法西斯的边缘圈上升到俄罗斯联邦的建制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还特别赞扬了NSDAP和纳粹德国的人物，如施特拉塞兄弟，并呼吁 "法西斯法西斯主义"(fascist fascism)。从1998年起，杜金还重新阐述了他的反犹主义，宣布那些他认为的 "具有颠覆性、破坏性的没有国籍的犹太人 "为敌人，同时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并与以色列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建立联系，认为每个犹太人都应该生活在以色列，这与杜金和欧洲新右派所主张的 "族群多元主义 "意识形态相一致，同时也与杜金希望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破坏地区稳定，让俄罗斯主导以巴和平进程相一致。
杜金号召建立 "红色的、不受约束的法西斯主义"，这意味着他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了调整，并把它变成了罗杰-格里芬(Roger Griffin)和马修-费尔德曼(Matthew Feldman)所描述的 "积极开放的体系"，整合了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元素，以打击其总体敌人，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为此，他把他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欧亚主义结合起来，这种思想是由白俄(White Emigre)发展起来的，他们把俄罗斯帝国视为 "自然 "的需要，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 "保守革命"，它维护了俄国的帝国连续性和民族个性，使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的西化和欧化时期中拯救出来。这种综合的结果是一种 "新欧亚主义 "思想，其世界观是以美国和英国为中心的 "海权强国 "形成 "大西洋主义新世界秩序"，通过全球化 "淡化民族和文化多样性"，与以俄罗斯为中心的 "陆权强国 "进行永恒的对抗，也就是抵制全球化的 "欧亚新秩序"。在杜金看来，苏联的解体带来了一个由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西方主导的 "单极世界"，对此，他主张形成一个 "多极世界"，即建立一个等级森严、"族群多元主义"、父权制和传统主义社会的 "欧亚帝国"，而他自己则是所谓的 "欧亚秩序 "的继承人，他声称这个秩序据说已经秘密存在了几个世纪。由此可见，杜金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而其核心却多年不变。在90年代初，杜金曾声称，这个 "欧亚秩序 "的代表存在于纳粹政权的军事情报机构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情报部门帝国保安部(杜金称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帝国保安部的首领和大屠杀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一个 "深信不疑的欧亚主义者"，并声称海德里希是 "大西洋主义 "阴谋的受害者），并把KGB说成是 "大西洋主义 "特务，同时把武装党卫军，特别是其负责研究 "雅利安人种 "历史的部门祖先遗产学会称为 "民族社会主义政权框架下的知识绿洲"。
另一个调整的例子是，自2000年代初以来，他开始与 "法西斯主义 "一词保持距离，并采用了 "保守革命"、"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 "和 "新社会主义 "等标签，而改称自己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并指责对手是纳粹和法西斯，尽管杜金从未改变其意识形态的核心，实际上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与此相伴的还有杜金试图通过反西方但亲俄罗斯的 "反帝国主义 "概念渗透到西方左翼，正如埃里克-德拉伊瑟(Eric Draitser,他本人是左翼记者，曾是杜金操纵的受害者）在《CounterPunch》上叙述的那样，也通过直接合作，比如2013年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成员合作。2001年，他组建了"欧亚运动"(Eurasia Movement)和"欧亚党"(Eurasia Party)，2005年组建了"欧亚青年联盟"(Eurasian Youth Union)，2003年离开"祖国“集团后，他选择了元政治学策略来实现自己的法西斯主义目标。虽然杜金在俄罗斯的影响力被夸大了，比如他被称为 "普京的拉斯普京"，但他在俄罗斯部分建制派和军队内部还是很有影响力的（”统一俄罗斯“意识形态局局长和主管电影业的文化部副部长，伊万-德米多夫(Ivan Demidov)，是与杜金关系密切的欧亚主义者），他还曾经是莫斯科国立大学关系社会学系主任，直到2014年他发出大规模屠杀乌克兰人的号召后，成千上万的人请愿要求他被解雇。杜金一直由俄罗斯国家电视台RT（也称 "今日俄罗斯"）主持和宣传，该电视台现在试图淡化杜金的影响力，与他保持距离。然而，马克-斯莱博达(Mark Sleboda), 曼努埃尔-奥克森雷特(Manuel Ochsenreiter)和蒂贝里奥-格拉齐亚尼(Tiberio Graziani)等杜金主义者经常作为专家在俄罗斯国有国际媒体，特别是俄罗斯国有的广播电台卫星通讯社(前俄新社和俄罗斯之声)上主持工作。
对西方法西斯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欧洲新右派和第三位置主义的影响力更大了，这意味着失去了大多数西方法西斯主义者在整个冷战期间所鼓动的共产主义祸害。1980年代在里根和撒切尔领导下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伴随着全球化，这意味着法西斯主义者的新祸害是 "全球主义"，这是一种反犹主义的阴谋论，据此，一个极小的秘密精英正在努力破坏国家主权，组建 "一个世界政府"，并利用移民达到这些目的。这些阴谋论的一个共同固定对象是慈善家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他经常被指责为每一种社会运动的幕后推手。在欧洲，极右翼通过将LGBT权利、世俗主义和反建制政治等左翼事业拉拢入自己的阵营，重塑了自己的形象，而这些都是屈服于“第三条道路”政治的老牌左翼政党所放弃的，并将它们用于自己的反动事业,并从反对共产主义、支持美国，到反对美国和他们的反犹阴谋论所说的 "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转而团结在俄罗斯国家周围，特别是在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他的右翼专制政治品牌上台后。
新右派思想在更大的法西斯运动中的这种影响，也导致其融入了横跨世界各地的更大的法西斯关系网中。例如，杜金的弟子之一尼娜-库帕里亚诺娃(Nina Kouprianova)与白人民族主义领袖理查德-斯宾塞结婚。库帕里亚诺娃曾翻译过杜金的作品，这些作品由斯宾塞的出版社--”华盛顿峰会“出版。斯宾塞本人在进入公众视线之前，曾作为评论员定期在RT上主持有关利比亚、叙利亚、美国外交政策、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节目，并被允许以讨论种族主义警察暴力、讨论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讨论国家安全为幌子宣传其白人民族主义。最近，亚历山大-杜金还被设在极右翼阴谋论者亚历克斯-琼斯运营的平台-Infowars上。亚历克斯-琼斯本人从曾经主持林登·拉罗奇(Lyndon LaRouche)的日子开始，就一直被RT主办为长时间的 "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