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政府 (Derin devlet)

如今，「深层政府」一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政治话语中，从仅被新闻界使用的特殊词汇逐渐转变为通用的政治术语。然而，这一词汇本身也变得有些模糊，出现了各种不同版本的解释。因此，有必要仔细研究「深层政府」现象，并了解该概念首次被使用的时间和背景。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90年代的土耳其政坛，用来描述当时土耳其特定的情况。在土耳其语中，「深层政府」被称为“derin devlet”。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此概念的后续应用在某种程度上都与最初在土耳其的意义有所关联。

自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时代以来，土耳其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运动，被称为凯末尔主义。其核心包括对阿塔图尔克（土耳其之父）的崇拜、严格的世俗主义（不仅排除政治上的宗教影响，还拒绝公共生活中的宗教因素）、以及强调主权和民族团结的民族主义。凯末尔主义在许多方面与奥斯曼帝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与传统主义世界观形成对比。自土耳其建国以来，凯末尔主义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土耳其政治的主导理念。正是基于这些思想，土耳其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起来。

凯末尔主义在阿塔图尔克统治期间公开占据主导地位，并在他去世后由其政治继任者继承与发扬。这一意识形态包括欧洲式的政党民主，但实际的权力集中在国家的军事领导层（特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NSC」）。阿塔图尔克去世后，军事精英成为了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的守护者。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1960年军事政变后成立的，其权力在1980年另一次政变后显著增强并达到巅峰。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土耳其的高级军官和情报官员都是共济会土耳其分会的成员，这使凯末尔主义与军事共济会的势力交织在一起。每当土耳其民主偏离凯末尔主义路线（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时，军方便会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并采取镇压措施。

然而，「derin devlet」（深层政府）这一术语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正值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主义崛起之时。在这个时期，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深层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冲突。当内克梅丁·埃尔巴坎和其追随者（如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等伊斯兰主义者）开始推行与凯末尔主义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时，问题随之而来。这一转变体现在了各个方面：伊斯兰教取代了世俗主义，与东方的联系超越了与西方的关系，伊斯兰的团结取代了土耳其原子化。总体而言，萨拉菲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逐步取代了凯末尔主义的影响力。埃尔巴坎等人的反共济会言论，特别是与传统的苏菲派和伊斯兰组织（如法土拉·葛兰的努尔运动）的联系削弱了世俗军事共济会圈子的影响力。

此时，「深层国家/深层政府」（derin devlet）的概念首次浮现并被用来描述土耳其军事与政治精英群体，这些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势力视自己凌驾于政治和法律之上，能够无视选举结果、逮捕政治与宗教领袖，并将自己置于欧洲式政治法治程序的高位。选举民主只有在符合凯末尔主义军队的方针时才能发挥作用。一旦出现关键性分歧（例如在伊斯兰主义者崛起的情况下）即便是赢得选举并执掌政府的政党也可能被无预警解散。 「暂停民主」在此情况下并无宪法依据，军队只是根据「革命的必要性」行动，以拯救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

随着时间推移，埃尔多安展开了针对土耳其深层政府的全面攻势，这场斗争在2007年的埃尔格纳孔审判（Ergenekon trial）中达到高潮，当时土耳其几乎所有的军事领导人都因涉嫌准备政变而被逮捕。然而，埃尔多安与他的前盟友法土拉·葛兰之间最终决裂，葛兰深陷西方情报网，两人的分歧导致埃尔多安开始重拾与部分深层政府成员的联盟，这一联盟主要基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共同点，尽管关于世俗主义的争议被他压制并推迟。

特别是在2016年葛兰派政变失败后，埃尔多安更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开始被称为「绿色凯末尔主义者」。虽然深层政府在与埃尔多安的对抗中力量受挫，且凯末尔主义的意识形态遭到削弱，但这种政治力量和影响依然存在，只是其影响力已远不如以往。

深层政府的主要特征

从土耳其近代政治史中，我们可以得到几个一般性的结论并找出深层政府特征与存在条件：
1. 这个国家本身存在民主制度；
2. 在这一民主体系之上，存在着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军事/政治实体，受特定意识形态或议程的约束但与任何特定政党的胜利无关；
3. 该“未经选举产生的实体”及其军事政治菁英与秘密社团（例如共济会）合作。

当正式的民主规范与菁英的权力之间出现矛盾时，深层政府就会显现出来（否则，深层政府的存在一般是模糊和隐蔽的）。深层政府只有在自由民主国家才有可能存在。在法西斯主义、绝对君主制或共产主义等公开的极权主义政治体系中不需要深层国家，在这里，一个意识形态固定的团体公开承认自己是最高权威，将自己置于普通法律之上。一党制也强调这种治理模式，不给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反对派留下空间。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所谓的“统治意识形态”被定义为「不应该存在」，深层国家才会作为一种「隐藏的极权主义」现像出现，随意操纵民主和多党制度。

君主派、共产党人和法西斯主义者公开承认「统治意识形态」的必要性，使他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变得直接和透明（正如卡尔·施密特所说的“potestas directa”）。自由主义者否认在国家中有一个「最高意识型态准则」，但他们确实有。因此，他们影响以自由主义为学说的政治过程，但只能透过操纵（也就是potestas dependenta）来造成间接影响。只有当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进程之间出现矛盾时，自由主义才会揭露其公开的独裁本质。

在土耳其，整个自由民主的概念是从西方借来的，与传统社会政治和社会心理并不相符，深层政府很容易被辨识和命名。在其他民主制度中，这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实例的存在是非法的，并且在形式上“不存在”，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会逐渐显露。然而，土耳其的例子对于理解这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一切都清晰可见，就像是一本打开的、可供我们学习的书。

「特朗普与美国深层政府的发现」

在唐纳德·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深层政府」这一概念开始在美国记者、分析人士和政界人士的讨论中频繁出现。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联。特朗普的支持者（尤其是史蒂夫·班农等人）开始提出这个现象，即：「特朗普作为民选总统，根据宪法应拥有决定美国政治进程的权利，然而，特朗普在推行政策时却遇到了许多无法仅仅归因于民主党或官僚阻力的障碍」。随着这些阻力愈发明显，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不再将自己仅仅视为共和党议程的代表，而是认为自己承担了更为重大的使命。

这些支持者认为，特朗普的政策不仅触动了民主党和进步派的神经，还激怒了一些无形且违宪的实体，这些实体（包括金融界、大企业、媒体、情报机构、司法系统、文化机构和顶尖教育机构等）有能力影响美国的主要政治进程。这些力量似乎在协调一致地对抗特朗普的政策，而不仅仅是作为正常的政治反对派存在。

按照常理，政府机构应该遵循合法选举产生的总统的方针和决策，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却发现独立于特朗普的更高层次「影子权力」正在发挥作用，并且这些力量似乎无法被总统所控制。因此，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进一步推断美国也存在一个深层政府。

在美国，虽然确实有自由民主体系，但像土耳其一样，特朗普支持者认为有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军事政治实体，受特定意识形态的约束，这个实体可能与秘密社团（如共济会）有联系。这一观点对于美国民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因为它打破了长久以来对民主政治的信念。

综观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特别是他在输给拜登后遭受的迫害，以及2024年竞选期间的两次暗杀企图，使得美国的深层政府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认真看待。这已经不再仅仅是阴谋论的范畴，而是一个可见的政治现实。在约翰·肯尼迪的未解暗杀、9/11事件中的不一致之处等历史未解之谜的背景下，深层政府的概念变得更加引人深思。

特朗普的经历让许多美国人意识到深层政府确实存在，它不仅存在，还在积极影响并寻求掌控政治进程。这个「看不见的政府」已经成为了一股再也无法忽视的力量，它在幕后运作，并且似乎实际统治着国家。

「外交关系委员会：建立世界政府」

要解释这一现象，我们首先需要回溯到20世纪美国最具意识形态驱动力的政治组织，它们跨越党派界线，对美国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如果我们试图在军队、情报机构、华尔街大亨或科技巨头等领域中寻找深层政府的核心，我们可能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这些领域的影响力过于分散且个性化。因此，首先要高度重视的仍然是意识形态领域。

撇开阴谋论不谈，从现实层面来看有两个实体最适合扮演「深层政府」这一角色：《外交关系委员会》（CFR），这是由民主全球主义的热心倡导者伍德罗·威尔逊及其支持者在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以及后来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这些组织的目标是无论哪个政党掌权都要引导整个美国政策的战略方向。两者都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架构：CFR提倡左翼自由全球主义，而新保守主义则支持强势的跨大西洋主义霸权。 CFR可以被视为左翼全球主义者，而新保守主义则属于右翼全球主义者。

自成立以来，CFR便致力于将美国从一个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全球民主“帝国”。针对孤立主义者，CFR主张美国有责任将自由民主带给世界，并将自由民主、进步主义、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综观20世纪（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短暂例外），这个由政治家、专家、知识分子和跨国公司代表组成的网络一直致力于创建超国家组织，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再到比尔德伯格俱乐部和三边委员会。他们的任务是创造一个全球自由主义菁英的统一体，在哲学、文化、科学、经济和政治等领域中根据情况分享、灌输和强加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

CFR的全球主义者积极促进全球一体化。在这里，建立世界政府的愿景意味着民族国家的逐步消亡并将权力转移到由世界自由派精英组成的全球寡头集团中。透过其欧洲网络，CFR积极参与了欧盟的创建，这是迈向世界政府的具体步骤之一。该组织的领袖之一亨利·基辛格对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的过程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被视为削弱社会主义集团的有效手段。

此外，CFR还积极推广「趋同理论」，并对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苏联领导层施加了影响。在CFR的地缘政治战略框架下，苏联思想家们撰写了关于「国际社会治理能力」的论文。

CFR在美国是严格无党派的，其成员包括民主党人，也包括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共和党人。实质上，它是全球主义的总参谋部，而欧洲类似的倡议（例如克劳斯·施瓦布的达沃斯论坛）则是其分支。苏联解体前夕，CFR在莫斯科设立了机构，并促成了90年代俄罗斯自由派核心和第一代寡头的形成。

事实证明，特朗普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实体。它表面上看似是专家们交流意见的平台，实际上却是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总部。特朗普的保守主义路线、对基督教文化与美国精神的复兴、对美国利益的重视以及他对全球主义的批评与这个实体发生了直接且公开的冲突。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的时间很短，但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决定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却有着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在其掌舵和掌权的一百多年里CFR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影响网络，在军队、政府官员、媒体、文化人物和艺术家中传播其思想，但最主要的是在美国大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大学已经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表面上看，美国不承认任何意识形态在法律中的主导地位，但CFR却高度意识形态化并将自己的议程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胜利、世界政府的建立、开放边境、同性恋彻底正常化并取代传统家庭结构、个人主义和性别政治的彻底胜利都是其最高目标，任何偏离这些目标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

特朗普的民族主义路线、他的美国优先议程以及他对「排干全球主义沼泽」的威胁代表了对这个实体的直接挑战，这个实体则是极权自由主义准则的守护者，将不惜一切代价与特朗普作战。

全球主义者：杀死普京和特朗普

那么，外交关系委员会可以被视为某种秘密社团吗？几乎不能。虽然它倾向于谨慎行事，但它通常是公开运作的。比如，在俄罗斯特殊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CFR领导人如（理查德·哈斯）、（菲奥娜·希尔）和（塞莱斯特·沃兰德）公开讨论了刺杀普京总统的可行性，这一讨论被记录并发布在CFR的官方网站上。与土耳其的深层政府不同，美国深层政府有着全球性的视野。因此，发生在俄罗斯或中国的事件被这些自命不凡的“未来世界政府领袖”视为内政。如果他们无法监禁特朗普或将他排除在选举之外，那么暗杀特朗普可能会变得更加简单。

值得注意的是，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共济会在美国政治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共济会的网络与CFR紧密交织，成为了CFR的招募机构之一。现今，自由全球主义者已不再需要隐藏自己，他们的计划已被美国及西方世界集体接受。随着「秘密力量」的增强，它也逐渐变得不再神秘。过去那些必须依赖共济会的保密纪律来隐藏的计划现已成为公开的全球议程。共济会成员从不避讳在必要时物理消灭敌人，尽管他们过去不会公开谈论这些行为，而今天他们会，这是唯一的区别。

新保守派：从托洛斯基主义到西方全球主义

深层政府的第二个核心是新保守派。最初，他们是憎恨苏联和斯大林的托洛斯基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苏联建立的不是国际社会主义，而是「民族社会主义」，即按照斯大林本人的说法：一国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以全球化为基底的，而这从未实现，正如同资本主义也尚未彻底实现。托洛斯基主义者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成为全球性的并在世界各地取得胜利后才能出现，那时各民族、人民和文化将不可逆转地融合，传统和宗教也会被彻底废除。唯有在这一刻（在这个已经完成全球化后的世界中）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才会成熟。

因此，美国的托洛斯基主义者得出结论，他们必须首先致力于促进全球化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支持美国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旗舰，同时设法摧毁阻挡全球化议程的国家社会主义苏联（后来是作为其继承者的俄罗斯）以及其他所有主权国家。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必须遵循严格的国际主义路线，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加强其霸权并消灭一切对手。只有当富裕的北方对贫穷的南方实现完全统治，并且国际资本主义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后，历史才会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发展。

为了执行此计划，美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做出了进入主流政治的战略决定。他们首先渗透了民主党，随后又在势力壮大后渗透共和党。

托洛斯基主义者公开承认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并对议会民主持蔑视态度，认为它仅是大资本的掩饰。因此，与CFR一样，另一个版本的深层政府在美国形成了。特朗普不得不与这些人抗衡。事实上，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运动重新成为主流之前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控了共和党。

独裁的民主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深层政府是两极的，它有两个极点：1. 左翼全球主义极点 (CFR)；和2. 右翼全球主义极点（新保守派）。
这两个组织都是跨党派且非经由选举产生的，都具有侵略性和积极主动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公开的极权主义者。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只是言语上有所不同，两者都强烈反对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和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总体上反对多极化和世界上所有保留强烈身份主权的民族国家。在美国国内，两者同样反对特朗普，因为他和他的支持者代表了旧版的美国政治，与全球主义脱节，关注美国国内政策和美国人民的福祉。特朗普的这种立场意味着对体制的反叛，正如同埃尔多安在土耳其挑战凯末尔主义的伊斯兰政策一样。

这解释了为什么围绕深层政府的讨论会随着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而出现。特朗普和他的政策获得了绝大多数美国选民的支持。但事实证明，这一立场与「深层政府」的观点并不相符，对此，深层政府的表现是对特朗普采取严厉措施，超越法律框架，践踏民主规范。美国深层政府本质上宣称「民主就是我们」，以至于许多批评家开始谈论政变。本质上就是这样。美国的影子权力与其民主外表发生了冲突，并开始越来越多地展现其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的独裁本质。

欧洲的深层政府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深层政府对于欧洲国家可能意味着什么。最近，欧洲人开始注意到他们国家的民主正在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民众根据自己的喜好投票，越来越支持各种民粹主义者（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者）。然而，国家内部的某些实体立即对胜利者进行了镇压，抹黑他们并强行剥夺他们的权力。我们在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奥地利的自由党、德国的另类选择党以及荷兰的吉尔特·维尔德斯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赢得了民主选举，但随后却立即被排除在权力之外。

这种情况真是令人熟悉不是吗？它非常类似于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军队。这显示我们正在与同样形式的「欧洲深层政府」打交道。

显而易见的是，该实体并不是特定国家，而是跨国运作的，并且它在所有欧洲国家都按照相同的模板运作。它不仅是法国的深层政府，也是德国、奥地利或荷兰的深层政府。它是一个泛欧洲的深层权力结构，是统一的全球主义网络的一部分。该网络的中心位于美国深层政府（主要是在CFR），但该网络也紧紧包围了欧洲。在这里，左翼自由势力与经济寡头和后现代知识分子（几乎总是来自托洛茨基主义背景）组件了紧密的联盟，形成了欧洲未经选举授权的极权主义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将自己视为大西洋社区的一部分。从本质上来说他们也是北约精英，北约是整个全球主义体系的结构框架，也是西方深层政府集团的军事层面。

不难在类似CFR的结构中找到欧洲深层政府，例如三边委员会的欧洲分会、克劳斯·施瓦布的达沃斯论坛等。当欧洲民选政治人物像特朗普一样开始做出欧洲菁英认为「错误」、「不可接受」和「应受谴责」的选择时，就会与这些隐藏的权威发生冲突。这些人是意识形态密码的持有者，根据欧洲国家的正式法律他们根本不应该存在，但他们确实就在那里，他们是深度自由主义的守护者，总是对民主制度本身所产生的任何威胁做出严厉反应。

与美国的情况一样，共济会分会在现代欧洲政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社会改革和世俗转型的总部。同样，如今它不再需要以秘密社团的形式存在，因为它早已公开运作。因此，我们到达了一个民主主义的巅峰状态：「不民主的强制民主」。这是意识形态实体的最高层，它的运作违反了所有法律规则和规范并在欧洲拥有完全的权力。欧洲深层国家，作为集体西方统一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北约束缚在一起。

九零年代的俄罗斯深层政府

在文章的最后，让我们将深层政府的概念应用在俄罗斯身上。值得注意的是，在俄语中这个术语即使存在也很少被使用。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不存在类似的深层国家。相反，这表明当时绝大多数民众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并做好与它对抗的准备。尽管如此，回过头来我们仍然可以描述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近似的实体并将其称为「九零年代的俄罗斯深层政府」。

在俄罗斯联邦，苏联解体后国家意识形态也随之被禁止，在这方面，俄罗斯宪法与其他名义上的自由民主政权完美契合。选举实行多党制，经济以市场为基础，社会世俗化。从形式上看，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与欧洲、美国或土耳其等国家并无本质差异。

然而，俄罗斯确实存在某种隐性的、无党派的实体，特别是在叶尔钦时代。当时，这个实体被称为「那个家庭」。叶尔钦及其家族成员履行着深层政府的职能。虽然叶尔钦本人是合法的（尽管在更广泛意义上并不总是合法的）总统，但该实体的其他成员不是由任何人选举产生的，也没有法律权力。 1990年代的「家族阶级」由叶尔钦的亲戚、寡头、忠诚的安全官员、记者和坚定的自由西方主义者组成。他们是该国主要资本主义改革的实施者，他们不顾法律地推动这些改革，随意改变它，或者干脆无视代价。他们的行为不仅是出于宗派利益，更是一个真正的深层政府的体现：包括取缔某些政党、人为支持其他政党、剥夺胜利者（如共产党和自民党）的权力，并将权力授予不知名和不起眼的个人、控制媒体和教育系统、将整个行业重新分配给忠诚的人物，并消除一切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

当时，「深层政府」一词在俄罗斯还不为人所知，但这种现象本身却显而易见。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公然极权主义和意识形态一党制的「苏联」崩溃后如此短的时间内，俄罗斯不可能独立形成一个成熟的深层国家。自然地，新自由主义精英只是简单融入了全球西方网络，从中汲取意识形态和间接权力（potestasindirecta的方法论） — 透过游说、腐败、媒体宣传、对教育的控制以及为有益的事物制定标准。叶尔钦时代的深层政府将其对手称为“红棕色”（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先发制人地阻止了来自右翼和左翼的挑战。这表明政府中确实存在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尽管这一点从未正式得到承认），这种意识形态就是自由主义。

极权自由主义

深层政府只出现在民主国家内部，作为纠正和控制民主的意识形态机构发挥作用。这种影子力量总是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超民主的监管者，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无法保证人民不会选择为社会提供替代道路的力量（这正是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美国的特朗普和欧洲的民粹主义者试图要做的事），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成功了。然而，与民粹主义者的对抗迫使深层政府走出阴影。在土耳其，这相对容易，因为凯末尔派军事力量的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传统。但就美国和欧洲而言，发现一个透过胁迫、极权手段和频繁违法行为运作的意识形态总部（没有任何选举合法性）给人的印像更像是一个丑闻，它对天真的人们造成了沉重打击。

深层政府概念是建立在奥威尔《动物农场》精神上的一个愤世嫉俗论点：“一些民主党人比其他人更民主。”（对应到动物农场中的：“所有动物皆为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一般民众可能会认为这是独裁和极权主义。他们是对的。唯一不同的是，一党制极权主义是公开运作的，主动建立国家意识形态并以此为基础团结国家、凝聚民族，而凌驾于多党制之上的影子权力则被迫隐瞒其自身存在。

事情已经越来越难以隐瞒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深层政府已经从阴谋论转变为公开现实的世界。

最好直视事实。深层政府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严肃的。

作者：Alexander Dugin
出版：Geoполитика ru
译者：Daniel Mo
校稿/编辑：JohnnyWo